12月17日至20日，著名的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夏威夷大学兼职教授、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客座教授焦天龙先生应邀来到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在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1017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为期四天关于考古学概念与实践的五场系列专题讲座。此次讲座由我院院长方辉教授主持，百名师生聚集一堂，认真聆听了焦天龙教授的精彩报告。
为了让学生了解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古学文化包括聚落考古和经济考古在东西方概念和实践的关系，焦天龙教授先后带来了题为“西方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的互动历程”、 “聚落考古的概念与方法变迁”、“经济考古的概念和实践”、“文化遗产争议与考古学的新挑战”的五次讲座。
在“西方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的互动历程”主题讲座中，焦天龙教授提出，中国考古学的概念的起源与发展，乃至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运用都与西方考古学的互动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美国考古学和欧洲考古学是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源头，要探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必然要从这两者入手，因此焦天龙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的互动历程，梳理了欧美考古学的主要发展脉络，以及欧美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影响中国考古学的；由此总结出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在四个不同阶段的关系。焦天龙教授最后指出了，在中国和欧美考古学的密切互动中，中国考古学于技术、概念上仍然处在被动接受位置的国情现实，他引用俞伟超先生在1990年代初的呼吁——“考古学家应该实现从发掘匠到思想家甚至诗人的转变”，点明这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考古学界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除了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文化”概念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其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最为深远，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因此焦天龙教授的第二场讲座中即带来了主题为“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产生和演变”的报告。焦天龙教授首先分享了“文化”在西方考古学从无到有、发展成熟、反思批判、最后又搁置弃用的历史过程及背景，指出自从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将柴尔德的考古文化理论介绍到中国，这一理论就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但遗憾的是，这一方法论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对比，大多数研究都用简单的“文化交流”或“影响”来解释外因的出现，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考古文化的概念范围。但焦天龙教授坚信以中国考古材料之丰富、文化现象之复杂，中国完全有条件在文化理论上为世界考古学作出独有的贡献，只要在解释层面上多做探讨，以实际材料来探索考古材料时空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国考古学界就有希望对考古学的这一最基本的课题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在“文化”定义与分析之外，聚落考古也成为现今考古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当前在中国国内使用的田野方法和分析技术，是在1980年代与美国考古学交流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在“聚落考古的概念与方法变迁”讲座中，焦天龙教授首先分析美国考古的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变迁，帮助我们理清这一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从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聚落考古的本质和发展过程。在考古学的理论变化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前提下，焦天龙教授提出了一系列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如何定义聚落？在野外调查时，如何确定一个遗址？如何定义“全覆盖式调查方法”？ 如何采集标本？系统采样还是抽样采集标本？由此引发在场师生的深入思考与讨论。最后，焦天龙教授向我们分享了他近年重点研究的“海洋聚落考古的思考和实践”这一主题，为我们解释了“海洋聚落考古”的概念，以及他如何把理论运用到福建沿海地区的田野实践中，使在座师生更深地体会到“任何理论有没有生命，只需要把它放在实践中去检验”。
现代考古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没有脱离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如何从考古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去研究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考古学和经济学在理论上有哪些方面的交集，且在实践过程中，考古学可以探讨有关于经济学的哪些问题。在“经济考古的概念和实践”讲座中，焦天龙教授先是简要探讨了考古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介绍了经济考古学的定义，受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背景，以及关于古代经济学与当代经济学关系的两种观点：形式论与本质论。其次焦天龙教授还详细介绍了波兰尼的古代经济理论观点以及代表萨林斯的经济人类学理论观点的内容及影响，梳理一遍经济考古学研究简史和中国考古学中的经济研究与实践，最后聚焦于目前经济考古学争议的主要概念问题。焦天龙教授认为，关于资源利用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考古学的另一个新领域。经济考古学的这些研究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纳入到很多政策性战略研究项目中来。焦天龙教授提出，在探讨如何应对人类未来所面对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挑战上，经济考古成为考古学与多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点，因此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在“文化遗产争议与考古学的新挑战”讲座中，焦天龙教授主要探讨了文化遗产争议问题，以及西方考古学、博物馆面牵涉到文化遗产争议的所产生的争议与矛盾问题。如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问题、考古研究成果的属性问题、博物馆与原住民和藏品回归问题等。焦天龙教授认为通过对西方考古学界近年来讨论的主流问题和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的了解，能对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遗产研究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最后关于文化遗产与旅游业问题，如利益分配问题，考古遗址博物馆、文化遗产或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是保护还是盈利？如何保护？中国考古学家应该站在何种位置？如何从学科的角度来处理这些问题？等等，焦天龙教授也做出了相应的思考，并将自己的疑惑提出来与在座师生进行交流。
讲座结束之后，在焦天龙教授的启发之下，现场参加讲座的考古系师生纷纷踊跃发言，面对同学们的热情提问，焦天龙教授耐心地一一给予详细的解答，并对同学们的积极态度表达了赞赏之情。此次讲座焦天龙教授不仅使我院学子理清了考古学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巩固了考古学理论基础，还使得同学们开阔了视野，启发了思维，让广大师生受益匪浅。
考古学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发展考古学？在焦天龙教授的系列讲座中，这两个问题一直是被拿出来反复探讨的核心。焦天龙教授在演讲过程中不断强调，我们既需要理清概念思考理论技术，同时也应该将我们的思考放入具体的课题中，用实践来检验真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没有纯粹的考古理论家，但凡是对考古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考古学家都在理论和方法技术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最后再度引用俞伟超先生的名言，我们在“中国考古学家从发掘匠到思想家甚至诗人的转变”这一目标上任重而道远，而此次焦天龙教授带来的系列专题讲座为我们带来了新环境下的反思与国际视野下的考古学发展现状，让我们的思想不再只局限于小小一方天地，也为我们这些中国考古学者未来的前进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