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上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治安教授做客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在知新楼A1017报告厅为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师生作了题为“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线索”的讲座。讲座由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副院长代国玺教授主持。

李治安首先介绍了农耕、游牧南北并存格局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汇进程。他指出，因地理环境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差异，从新时期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阶段，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汇所依赖的基础性地理格局。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成长发展，“历时性”地呈现先秦、魏晋南北朝、晚唐辽宋金元、明中叶到近现代四次民族大融汇，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大一统进程。李治安强调，政权分裂与民族融汇是难以避免的过渡途径，大一统则是升华趋势和发展成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显示中华民族在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总体政治走向。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携手共同创造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逻辑与历史真实。

李治安分析了历史发展后期的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和元“内蒙外汉”、清“内汉外满”的格局。他指出元和清分别为蒙古族入主和满族入主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这堪称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体现了北方民族在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元、清都采用二元政策，但是内外主辅配置相反。基于“内蒙外汉”，元朝灭亡后蒙古人北归依然是大漠南北的主体游牧民族，客观上遏制着其他新游牧民族的崛起。清朝满人、汉人几乎融为一体，清朝灭亡后满族也无法回归关外。从元、清内外主辅配置之不同，可以看出古代各民族有些是走向同化融合，有些是“汇”而不“合”，使用“融汇”概念似乎更为恰当。

李治安重点反驳了“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观点。 这一观点拒不承认元清的中国或中华属性，在这一方面其与“征服王朝论”、“内陆亚细亚史”、“新清史”一样在学术上是立不住脚的。片面将汉族大一统当作“中国”，有悖于“自古中外一家”的传统。这一观点还涉及华夷认同问题。在儒家思想内部，历来有拘泥华夷之辨及血缘、地理标准和倡导“用夏变夷”及重视文化标准并存的现象，后者相对更加进步。李治安指出，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长期影响国人对“崖山之战”后元、清二朝属于中国的判断与认知。民族融汇线索是解决中国社会历史特别是“崖山以后无中国”等争议的另一把总钥匙。

李治安强调要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和分析江南、北方民族的角色。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与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来支配或者塑造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环境固然充当了主要原动力或者主线，但同样也应当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及其历史作用。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元清南北统一、实施二元政策，中国历史的总体面貌还是被严重影响或者部分改变。李治安主张重视北方民族所携带的经济、文化影响。北方民族南下及所建立的北朝与元清二王朝，既带来了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如清朝经略西北边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落后旧俗。

讲座最后，李治安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讨论交流，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代国玺教授总结了李治安教授的主题报告，强调了历史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