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下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与地球科学系的Joseph R. Desloges教授做客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并做题为“River processes, alluvial deposits and the role of geomorphology in understanding archaeological site conditioning”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董豫教授主持，文化遗产研究院部分师生参加，并在中心校区知新楼A1106同步视频直播。

Desloges教授的报告讲述了在理解考古学遗址环境条件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河流演变和河流地貌、冲积环境中的考古学释读。

首先，Desloges教授指出考古学与地貌学研究有很多共性，一是实地考察对于证实理论至关重要；二是均依靠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三是了解现代自然与人类的作用有助于重建过去的环境；四是工作的时间尺度相似；五是利用共同的方法和方法论。所以二者在研究时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学习。

在解释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时，Desloges教授提出两种存在模式，一是简单的输入输出模式，即环境作用于人类社会，产生某种影响；二是有反馈和潜进程的互动模式，即自然和人类社会是两个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例如气候变化、边界条件、人类活动会对冲积系统产生影响；古洪水由地貌、沉积因素和水力因素决定。

在讲述冲积环境中的考古学释读时，Desloges教授指出，在冲积环境中影响遗址和人工制品的保存的因素主要与材料的属性、遗址所在区地貌和沉积学上的特征、不同来源物质的混合、时间分辨率的平均偏差、在序列中的间隙或间断调查时取样的偏见等有关。他还提到，河流进程中，表面侵蚀和河岸坍塌可能导致考古遗迹的消失、或将遗址深埋于地下，同时河流也有可能选择性搬运暴露出来的遗物，这些因素均会影响人工制品组合。

为了使同学们更加直观、更加清晰地了解河流演变与河流地貌，Desloges教授通过数学模型和图片相结合来解释相关情况，例如利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对数模型分析河流作用下的地貌类型；利用数字高程模型对加拿大素金河进行阶地分析；通过图示解释沉积速率对人工制品密度和空间分布的影响。同时，他通过图片讲述了河流沉积的三类运输模型：溶解荷载，悬浮荷载，和河床荷载运输。其中河床荷载是决定河道形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按照河流河道的形状将河流分为曲流河、辫状河、游荡型河流、分支河流和网状河流，以此分析不同形状的河道所形成的河流地貌及其对周边的影响。

随后，Desloges教授以三个案例说明河流冲积物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第一个案例来自加拿大格兰德河下游的几个探沟，探沟剖面显示该地区早期堆积速率较慢，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堆积稍有加快，表明欧洲人在这一地区定居后对周围植被的破坏，对河流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并导致了遗址的迅速掩埋。第二个案例针对于中国浙江上山文化附近的衢江。虽然经过了现代人为的多种干预和改造，很难得知这条河原始形貌，但是通过对上山文化龙游荷花山遗址附近进行探地雷达和钻孔工作，发现了一个6米深的古河道，并认为其很有可能是衢江的古河道。第三个案例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泰晤士河下游。通过调查发现，河谷两岸遗址的分布存在一定规律，即早期遗址分布在海拔较高离河岸较远的地点，晚期遗址则分布在海拔较低离现在河岸较近的地点。Desloges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距离河道较近的早期遗址在后期河流变迁的过程中被冲毁。然而也有距离河道很近的较早遗址被保留了下来，通过在该遗址附近进行探地雷达和钻孔分析发现，此河道在早期为水平方向摆动，后期河道基本保持不动，只在原河岸基础上加高。这一被保存下来的遗址很可能形成于加高阶段，因此没有被破坏而保存了下来。

Desloges教授系统、详细的讲述了河流进程、冲积物沉积、以及地貌学在理解考古学遗址状况中作用。讲座最后，老师和同学们踊跃发言和提问，Desloges教授一一耐心解答，同学们受益匪浅。

（文/王欣 图/阚颖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