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做客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做题为《重新认识<唐会要>》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澳门新葡萄新京威尼斯院长方辉教授主持。

讲座中，刘安志教授从引言、问题缘起与研究概况、《唐会要》版本源流问题、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的诸问题以及结语等五个部分展开讨论。

在引言部分，刘教授介绍了《唐会要》的流传和整理状况，并对现存诸抄本的信息做了简要论述。在问题缘起与研究概况部分，刘教授梳理了目前学术界对《唐会要》的抄本调查与研究概况，并分享了他进入《唐会要》研究领域的学术缘起。

关于《唐会要》的版本源流情况，传世诸抄本除国图藏本为明抄本外，其余多为清康熙、乾隆年间抄本。清人根据《唐会要》抄本进行整理，又形成了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本两个版本，传统观点认为二者所据底本同属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外学界日益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在版本源流部分，通过详细考察论证，刘教授指出《唐会要》抄本存在不同的传抄系统，武英殿本和四库本《唐会要》源自不同底本，殿本《唐会要》底本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四库本《唐会要》底本则为江淮马裕家藏本，武英殿本又据四库本进行过增补、修订及完善。他又进一步指出，清人整理《唐会要》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抄漏现象时有发生，大量的增删改补更是距离《唐会要》原貌越来越远。经过清人增删改补而重建的大量“史实”，给后人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和阻碍，甚至产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错误判断。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对今本《唐会要》的使用要更加审慎，古籍整理要慎用武英殿本《唐会要》，同时对四库本《唐会要》要予以足够的重视，尽可能二本相互比勘、彼此印证。考虑到《唐会要》在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极有必要依据《唐会要》诸抄本对该书进行再整理与研究，复原出一个基本可信的版本，为学界提供第一手史料，进而推动唐史研究走向深入。

在讲座最后，刘安志教授指出，就历史文献而言，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是历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然而传世文献在后世传抄、刊刻过程中，会因种种原因出现佚失、残阙、脱误等现象，后人对其加工整理，自是必然。问题是，经后人加工整理过的文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文献本身的原貌，哪些内容是新补、新增，所据文献为何？古代整理者多不明言。因此，对那些经过前人加工整理过的文献，我们需要持审慎的态度，既不盲目信从，也不轻易否定。类似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的增删补改等问题，启示我们历史文献的正本清源工作依然是当下史学工作者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之一。

本次讲座为本学期第一场学术讲座，也是今年第一场线下讲座，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50余名师生前来听讲。